文书洋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和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中国经济正处于关键节点，既面临着一系列内外部挑战，也孕育着重要的发展机遇。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部署了2024年的重点工作。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必定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坚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金融强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必然要求，更是引领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伟大成就和理论内涵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奋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金融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早期单一的金融结构，发展到如今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金融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体系不断健全，金融市场持续扩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提升。在金融机构方面，2023年三季度末，金融业机构总资产达到452.82万亿元，银行业资产总规模居全球第一，金融机构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服务国家战略，有效支撑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在金融市场方面，2022年境内上市公司4917家，数量是十年前的两倍，总市值居全球第二。在金融改革方面，中国推行渐进式金融改革，坚定地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维护了国家安全。在金融开放方面，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比十年前增加了2.4倍，人民币成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成为第三大篮子货币。回顾历史，中国金融发展的步伐坚定而有力，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有效支持了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为世界金融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的金融发展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和理论逻辑，深植于马克思恩格斯的金融思想，又融合了学习和借鉴西方金融发展的经验。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对金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货币和贸易理论。马克思从历史的纵深描述了金融伴随着社会生产方式转变而发展的转变，系统性地归纳了货币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资本循环与积累理论、生息资本理论和自成体系的金融危机理论，这些理论成为后来熊彼特金融创新理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框架的重要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世界的金融行业飞速发展。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引起关注，金融结构和金融深化理论应运而生。但西方经典金融发展理论未能继承马克思金融思想的内核，脱离产业、经济发展和改革次序讨论金融发展，不仅导致70到8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金融自由化运动的挫折，也是本世纪次贷危机引发“大衰退”的根本原因。与西方的金融改革历程不同，中国金融发展更加注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宗旨，推行渐进式的金融改革，提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支持了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
二、做好中国金融“五篇大文章”，服务经济高质量增长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围绕高质量发展开展新一年的工作，这不仅是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面规划，也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五篇大文章”环环紧扣，为金融领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首先，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推动力，因而“五篇大文章”以科技金融为首。近年来，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的深度融合正掀起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特别是2023年以来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突破，改变了人器交流方式，为新兴产业提供了无限可能性。纵观人类发展史，产业革命总是兴起于技术创新，成就于金融创新。马克思的金融思想强调金融与企业和产业的关系是金融能否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伴随着产业更新迭代，我国将面临新一轮技术革命和全球产业竞争。新的一年中，中国的金融体系如何在运营和投资决策中更加充分地考虑科技发展趋势，实现金融资源的提前布局，引领产业升级、以金融创新成就技术创新，是中国金融发展能否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
第二，在绿色金融领域，环境和气候问题不仅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硬约束”，更是当前分歧不断的世界格局中不可多得的粘合剂和“通用语”。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28.58万亿元，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已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经济发展质量，不仅有效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低碳领域，也为中国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并开始引领世界其他国家的绿色金融实践。
第三，在普惠金融方面，服务小微企业、助力低收入群体，能够促进社会公平，保障劳动力供给和扩大有效需求，进而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同时也为金融业本身开辟新的市场。近年来，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取得长足进步，金融服务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明显提高，移动支付、数字信贷等业务迅速发展，小微企业、“三农”等领域金融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尤其是中国的农户小额信贷，以低利率、财政贴息，并配合系统性地帮扶措施的模式推进，有效解决了国际金融反贫困实践遇到的政府补贴难以为继，或是实际利率居高不下的问题，走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2023年《国务院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发布，全方位系统性地制定了政策框架和实施路径，并且更加强调了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管理和金融稳定议题，为以普惠金融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和组织保障。
第四，在养老金融方面，人口结构的改变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未来社会对于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构建适应新人口结构、有效服务银发经济的养老金融体系势在必行。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老年人的多样化消费和投资需求能否得到满足，直接关系到经济总需求；另一方面，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年轻人才能更好地投入工作、养育子女，直接影响劳动供给和经济增长潜力。发展协调、公平、可持续的现代养老金融体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更是金融“人民性”的直接体现。近年来，国家推动金融机构积极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稳步推进各类商业养老金融业务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第五，在数字金融领域，当前金融业越发成为一个集成经济活动和现代信息技术的综合服务和管理体系。数字金融在“五篇大文章”中占据独特的地位。数字技术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和处理速度、缓解信息不对称，从而提升金融的可触达性，更有效地服务科技、绿色、普惠、养老等具体应用场景，与前述四个方面都有直接关联。从这一维度来看，数字金融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覆盖范围，能够提供更快捷、更普及的金融服务，有助于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同时，数字金融的发展也伴随着来自数据安全、网络金融犯罪等方面的风险挑战。数字金融的健康发展要求创新监管手段、提升监管能力，有效识别和预判风险，对监管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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